尽管他探求到了历史真意，但真意对应的历史问题已经消解了。

对于监察调查程序而言，其调查权行使并非初始就指向被调查人的犯罪行为，往往是顺藤摸瓜，即由轻微的违法线索逐渐发现涉嫌犯罪的事实。另一方面，由于监察委员会不受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制，因此证据的合法性来源能否得到保障是存疑的。

监察体制改革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应当妥善处理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不能只转权力、不转权利，顾此失彼。查证是指司法机关经过法定的程序，对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等情况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符合合法性和刑事证据资格的要求。例如，关于留置措施，将被调查人留置在特定场所，并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提供医疗服务，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还设定了留置一日折抵管制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刑期折抵的规范。[2]再如，关于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监察法》草案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可以调取、查封、扣押用以证明被调查人涉嫌违法犯罪的财物、文件，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当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实施不当时，被调查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向该机关申诉。调查，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为替代了原有的侦查，这就为监察的调查程序之具体设计提出了要求。

[30]《监察法》草案第34条第3款规定：以违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虽然这两部法律对于案件的管辖分工和移送机制作了初步的规定，但是有关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后的效力如何、司法机关应当做出何种处理的问题却找不到法律上的依据。他认为，尽管法院的讨论将持有和携带武器作为两个短语（phrases）对待，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单一的短语，描述的是一个单一的权利：出于军事目的并在军事活动中拥有和使用武器。

〔[186]〕无论如何，这一权利必须受到保护，以便公民保有一种使用武器对抗暴政以保卫自身和他们的自由的能力。〔[123]〕也就是说，当宪法文本语焉不详时，历史文献则有助于阐明特定条款的含义，并指示出其应内含的法制原则。〔[196]〕其次，在McDonald案中，最高法院运用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吸纳了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回顾历史之后，如果仍然存在合理怀疑，我们就将转向考察当时流行的评论，也就是制宪者自己有关第二修正案、自由、暴政以及武器等议题的论述。

〔[65]〕 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554 U.S. 570（2008），opinion of the court. 〔[66]〕 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554 U.S. 570（2008），Stevens J., Dissenting. 〔[67]〕 Nelson Lund，supra note〔56〕，p. 2. 〔[68]〕 Id.，pp. 16－17. 〔[69]〕 事实上，遵循先例仅仅只是一种最高法院事后用以合理化自身意见的手段，目的是为了维护制度的合法性。在这一案件中，法院因为缺乏认知而选择不做任何判断，而只是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这些语词提醒我们个人有义务在民兵服役，这是一种修正案条款欲直接保障的，可能更加重要的集体行动。Heller案的可接受性部分源自最高法院面对的问题相当狭窄这一事实。对于立法机关的政策选择，法院既不能表示赞同，也不能表达异议，其既微妙又困难的任务就是确定并宣布立法到底是忠于了还是违反了宪法，一旦作出判断，其工作也就终结了。例如在Miller案的判词里，民兵就是由所有在行为能力上能够为共同防御采取协调一致行动的男性组成的。

因此，评论Heller案不应该总是探求它在哪些地方作为地还不足，反而要看到它就没有提交至法院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因此，它被称为一种最糟糕的能动主义。类似地，理解第二修正案中的人民一词要返回去参考修正案序言性条款中所提及的主体。在处理持有和携带武器这一词组的含义时，斯卡利亚采取了查阅18世纪出版的词典这一极端的方法来确定词组中每一个单词的含义。不要从语法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文本，亦即不要把它看作完成品，文本就是单纯的中间产品，是理解事件种的一个阶段，作为这样一个阶段，它必须包括某种抽象，亦即甚至把这个阶段也孤立化和固定化。

最终会议决定先由华盛顿负责保存这些文件，待联邦国会成立后再行决定。〔[16]〕对中央集权体制的长期怀疑促使《邦联条例》的制定者拒绝授予邦联国会任何实质和有形的权力。

因为居家自卫之外的其他目的并不在Heller案为法院提出的问题的范围内。〔[61]〕因为缺乏证据，法院最终只是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也没有作出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的决定。

正如范·亚斯提尼提醒我们道，不要忘记没有权利——包括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是绝对的，而且法律将惩罚任何权利滥用行为，但是，即便存在潜在的滥用也不得减少对权利的尊重。平义规则固然有助于明确立法界限，但也更容易使释宪者受到监督。在这种背景下，McDonald v. Chicago（以下简称McDonald案）于2010年成功地被送至联邦最高法院。参见[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补充和索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11，415页。〔[167]〕他说，Heller案是起义论的体现，因为它让人民持有武器，也即一种和统治自己的政府进行战争的潜在权利合法化了。在Heller案的多数意见中，斯卡利亚认为，当宪法中出现人民（the people）一词时，它是作为所有人的惯用指称，而不是某些特定的人群。

那时的美国人民在精神气质上也迥异于历史上的任何人群：一个献身自由的道德民族，具有尊严意识和必然要创造真正自由的责任感。虽然在2011年，这一数据下降至47.8万起。

这种解释不仅与制定第二修正案时的历史语境相符，同样重要的是，它也契合于整体的宪法文本。〔[114]〕 俄亥俄州（1802）：人民有权为了自卫和州的防卫而持有武器。

它在允许对持枪权进行合理规制的同时也为这一个人权利提供了最强劲的宪法保护。1．文本结构分析 首先，我们来分析对第二修正案的各种解释的文本结构组成。

既有宪法审查存在，解释宪法则诚属必需。相反，我们看到的是，McDonald案将继续调整最高法院对第二修正案的解释，并使其规则化。它从未是任何默示权力的合法来源，如果不能从宪法中得出这种权力的话。我认为，控枪派不应担忧Heller案为暴力与叛乱埋下了祸根。

〔[119]〕 密苏里州（1820）：人民有权为了共同利益举行和平集会，有权通过请愿、抗议向政府申冤。更进一步，法院发现保障州的自由（Security of a Free State）一语中的州（state）是在政治体（polity）的意义上使用的，并非是指实际上的各州本身。

建国国父们也毫无疑问地坚信个人被赋予了出于保卫他们自身，保卫他们的自由和财产而拥有武器的自然权利。相反，他认为宪法应该像其它任何法律文本那样根据其语言表述得到解释才是那些费城制宪代表们关于宪法解释的期望。

〔[9]〕 有关学界争议的情况，可参见Gary Kleck，Marc Gertz，Armed Resistance to Crime：The Prevalence and Nature of Self-Defense with a Gun，86（1）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150（1995）。此时对人民而言，武器在某种意义上是生活必需品，其主要目的就是自卫和打猎。

第四，与其他权利一样，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也并非不受限制。因此，斯卡利亚总结道：Miller案不仅认同，而且积极主张第二修正案授予公民个人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在其影响巨大的《美国宪法评注》一书中，约瑟夫·斯托里写道：在司法活动的平常进程中，这是一个公认的格言，即制定法的序言是开启制定者意图的一把钥匙，以及制定法条款所要救济的不幸和所要实现的目的的关键。进一步而言，有关第二修正案的历史文献本身的庞杂无序和歧义丛生也为正确解释这一修正案的原初含义及其在整部宪法文本中的恰当内涵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144]〕 [美]汉密尔顿等，同上注，第202页。这种指责或许不过是源于围绕第二修正案的历史文献本身也存在冲突抵牾之处，但此种历史解释的方法依然是可取的。

然而，正如隆德所指出的，他在Heller案的判决明确表示武器的军事用途并不是第二修正案提供保护的条件，那么，在这一判决面前，前述论调就显得尤为怪异，尽管他仍然宣称遵循了Miller案。〔[78]〕 现在我们再回到联邦宪法自身的序言。

他也是后来的《独立宣言》的签署人。See Miller v. Texas，153 U.S. 535（1894）. 由此，可以看出，与Cruikshank案和Presser案一样，Miller v. Texas在实质内容上也更多地涉及第十四修正案。